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
廖友国1，2，王峥1，陈建文1，张妍1，张本钰3
（1.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4；2.闽江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福州 350108；3.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州 350117）
【摘要】 目的：考察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以及各类别在人口学等因素上的分布差异。方法：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数据，对9253名初中生在外化问题行为问卷上的测评结果进行潜在类别分析。结果：①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存在3种类别，分别为高发组(12%)、低发组(30%)与普通组(58%)。②以外化问题行为低发组为参照，高发组与普通组中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寄宿以及同伴存在外化问题行为的学生占比更大(OR=1.47~21.69)，男生在高发组(OR=4.69)所占比例更大，留守学生在高发组(OR=0.26)与普通组(OR=0.68)所占比例更小。结论：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潜在类别与性别、独生与否、家庭经济条件、是否寄宿或留守、同伴有无外化问题行为密切相关。
【关键词】 外化问题行为；潜在类别分析；青少年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FJ2020C027)；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委托课题(SZZX202010)；闽江学院科研项目(MYS19031)
【文章来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年 第29卷 第2期
中图分类号：R395.6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2.016
青少年是在犯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因犯错误表现出的妨碍其社会适应的异常行为也称为问题行为[1]，青少年问题行为一般分为外化问题行为与内化问题行为[2]。其中，外化问题行为是指个体由于控制不足导致外显的、对外部环境消极反应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一类偏差行为，主要表现包括多动、冲动、挑衅、攻击与破坏等，是青少年适应不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3]。由于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同伴影响的日益增强，青春期是外化问题行为的高发期，吸烟、喝酒、打架、逃学、参与违法活动等诸多行为在初中阶段开始出现或显著增多[4，5]。新近有调查发现，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总体阳性检出率达17.6%[6]。
现有关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结构以及群体分布特征的研究主要是以变量为中心，根据问卷总分的高低来判定个体外化问题行为的程度或据此进行分组，这样不能很好地区分群体中不同特征的组群以及组群间存在的质性差异，划分出来的群体内部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相比而言，潜在类别分析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根据被试在观测变量上的反应模式对变量的异质性群体进行分类，既能确保分类结果的组间方差最大化、组内方差最小化，又能利用客观的统计指标衡量分类的准确性与有效性[7，8]。潜在类别研究发现，韩国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3种模式，我国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以及青少年的攻击类外化问题行为均存在3个类别[9-11]。精准识别外化问题行为高发群体的特征，对于防范化解青少年成长危机、校园欺凌以及预防犯罪等现实社会问题具有特殊意义。本研究基于全国大样本调查数据，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可能存在的模式进行探究，有助于克服小样本研究中由于取样过于集中，受学校氛围、班级环境的调节从而对结论造成偏差的潜在不足[12，13]。同时，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日趋复杂多样。本研究在考察群体异质性特征的基础上，参考已有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成果，分析各类外化问题行为模式的人口学特点以及个体、家庭与同伴层面的若干影响因素，以期为深化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认识提供些许参考。
1 方 法
1.1被试
样本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Survey, CEPS)。该调查以2013~2014学年初一和初三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进行抽样，样本覆盖全国28个县、区、市 的112所学校、438个班级。本研究使用的是2014~2015学年对10279名初始状态为初一学生的追访数据，因此本研究样本为初二学生，成功追访 9449人。剔除在外化问题行为及人口学关键变量上数据缺失的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9253人。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评定问卷 方晓义等编制的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评定问卷共20个题项，由危害健康的行为、违法行为、欺骗行为和违纪行为四个维度构成[14]。该调查10个条目，主要测查青少年过去一年内出现的骂人、吵架、打架、欺负弱小同学、逃学、考试作弊、抽烟、喝酒等外化问题行为的频率。被试在“从不”到“总是”五个等级上进行评定，分别记 1~5 分。本研究直接对 10 个条目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其中，将“从不”编码为0，表示无外化问题行为发生，有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的4个选项编码为 1。本次研究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是0.83。
1.2.2 人口学因素及相关资料 选取性别、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与寄宿生、流动和留守状况以及同伴不良行为共7个变量，考察上述因素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潜在类别的影响。数据库提供了被试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其中，男生4816人，女生 4437 人，独生子女 4137 人，非独生子女5116人，流动1073人，非流动8180人，留守1128人，非留守8125人，寄宿生2745人，非寄宿生6325人，缺失183人。家庭经济富裕539人，中等6754人，困 难1936人，缺失24人。参照已有研究[15]，同伴外化问题行为由被试自评报告，对好朋友在“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抽烟、喝酒” “经常上网吧、游戏厅等”5类行为上的比例进行从“没有这样的”到“很多这样的”进行3级评定。将同伴无问题行为的归为一类，6686 人，同伴存在问题行为的2461人，缺失106人。
1.3 数据处理
运用Mplus7.4对外化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进行分析。首先，从初始模型开始，逐步增加类别数，直至达到对数据拟合最好的模型。模型的适配性指标主要有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检验和信息评价指标AIC、aBIC，上述数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越好。Entropy 是评价类别划分精确度的指标，当 Entropy<0.60时相当于超过20%的个体存在分类错误，Entropy≥0.80时表示分类准确率超过90%。似然比检验指标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两个指标用于比较 k-1 与 k 个类别模型的拟合差异，LMR和BLRT的P值达到显著水平表明k个类别模型优于k-1个类别模型[16-18]。其次，将选定的潜在类别分类结果作为因变量，性别等7类因素作为自变量，借助SPSS18.0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外化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分析结果
以外化问题行为的10个条目为指标，依次划分为1~5类进行潜在类别分析的模型拟合估计。结果表明，似然比Log(L)、信息指数AIC和aBIC的值随类别的增加逐步减小。由于LMR 值是潜在类别分类最为敏感的指标[18]，据此排除5个类别的模型。对3个类别与 4 个类别模型进行比较，LMR 与 BLRT 的值均极其显著，但 3 个类别时的 Entropy 值最高，接 近0.8，意味着分类的精准度最好。综合模型简洁性与分类结果的精准性，最终保留 3 个类别模型，3个潜在类别的归属概率介于87.7%~91.9%，也表明3 个潜在类别模型的分类结果是可靠的。见表1、表2。
2.2 外化问题行为各潜在类别特点及命名
进一步分析外化问题行为3个潜在类别在10个条目上的应答概率图(图1)，可以看出，潜类别分组中C1类别在各项指标的得分概率均明显低于其它两个类别，仅在第1、6两项性质较轻的问题行为即“骂人、说脏话”“注意力不集中”上的概率在 0.3 左 右，其它项目上的得分概率基本在0.1以下，这一类别占全体被试的30%，以程度命名法将该类别命名为外化问题行为低发组。C2类别在所有项目上的条件概率均显著高于另外两个类别，其中在“骂人、说脏话”“吵架”“打架”“脾气暴躁”“注意力不集中” “抄袭作业、考试作弊”6个项目上的得分概率高于0.8，在“欺负弱小同学”“逃课、旷课、逃学”“抽烟、喝 酒”“上网吧、游戏厅”上的得分概率也在0.37至0.63之间，故定义为外化问题行为高发组，该类别人数占比 12%。C3 类别人数最多，占比 58%，在各指标上的条件概率介于前两个类别之间，定义为外化问题行为普通组。
2.3 相关变量对外化问题行为潜在类别的影响
根据潜在类别分析的结果，探讨相关变量对外化问题行为分类的影响。以潜在类别分析的分类结果3个类别作为因变量，性别等7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将外化问题行为低发组作为基准参考类别，得出Odd-Ration系数，OR值反映了自变量不同水平的效应。首先对自变量进行虚拟处理，分别将女生、独生子女、非寄宿、非留守、非流动以及同伴无外化问题行为的被试设置为 0，考察家庭经济条件的效应时，以经济富裕为基线值设置
2个虚拟变量。结果显示(表3)，比起外化问题行为低发组，高发组与普通组中非独生子女、寄宿、家庭经济困难以及同伴存在外化问题行为的学生所占比例更高，OR值介于1.47~21.69(P<0.05)，同时高发组中男生的比例更高，OR 值 4.69(P<0.001)，留守学生在高发组与普通组中的比例更小，OR 值分别为0.26、0.68(P<0.001)，而是否流动状态在三组外化问题行为上的分布无显著差异(P>0.05)。
3 讨 论
本研究基于个体中心的视角，证实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明显的分组特征。根据各统计评价指标，结合被试在10个条目上的反应模式确定了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的3个类别最优模型，即外化问题行为高发组、低发组与普通组，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0，11]。有12%的样本属于高发组，其在大多数项目上都有较高的发生率，反映出该类型一系列外化问题行为共发的特点。低发组的鲜明特征是在所有外化问题行为上都呈现较低的发生概率，这一群体占总数的30%。普通组呈现出在少数轻度外化问题行为上的高发生率，以及在多数问题上低发生率的模式。各类别在外化问题行为上的表现具有一定差异性，初中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存在群体异质性。
不同模式外化问题行为初中生的人口学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同时，是否寄宿、留守以及同伴有无外化问题行为也是影响因素。从 OR 值来看，高发组男生出现外化问题行为的概率接近女生的5 倍，男女生在外化问题行为上的突出差异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5，19]。非独生子女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具有更高的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率。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是，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存在强烈的同伴群体
效应，充分反映出不良同伴交往的风险。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指出，同伴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青少年行为养成提供重要的示范与榜样[20]。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个体，对父母权威的反叛、对同伴的认同以及同伴压力，均强化了这种影响。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缺乏父母日常监管的寄宿生，比非寄宿生存在更高外化问题行为概率的结果。
近年来，研究者十分关注留守与流动等处境不利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关于留守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既有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主要观点是留守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较非留守青少年更为突出或者两个群体间不存在显著差异[21，22]。本研究结果表明，在高发组和普通组留守学生都呈现出更低的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父母冲突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来源[23]，留守状态反而使青少年降低了从家庭直接模仿习得外化问题行为的机率。当然，针对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差异，有研究者也指出，这种差异不能完全归咎于父母的外出务工状态，家庭和父母因素、儿童特征以及社区、学校或地域特点都可能成为混淆变量[24]。此外，缺乏父母情感支持和教养监管等潜在危险因素对留守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实际影响过程可能还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综上，不能简单以留守与否来判定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水平，超越“留守”这一标签纳入多层次变量探究实质上可能产生差异的因素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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